掉我们，又不想给全额赔偿，想出这么一个下三滥的主意。”

我看着墙上禁止抽烟的告示：“我打算到劳动监察大队去投诉，看看能不能让公司先把工资补给我们。”

我在群里说了想法，有几个也答应一起去投诉。

第二天下午，我和李涛还有几个同事准备好材料去了劳动监察大队。

我们将联名表交给工作人员，并说明了情况。

工作人员将我们的材料收了上去。

“大概什么时候会有结果？”

我问。

“最晚这周五。”

周五，我和李涛还有之前投诉的几人去监察大队询问结果。

那里的人见是我们，就带我们去了后面的法务部。

“这几天，我们给你们公司打了几个电话。”

“一开始，你们公司还接一接，后来再打就没人接了。”

“你们只是打打电话，就没有派人亲自去公司一趟吗？”

对于这种近乎敷衍的做法，我有些吃惊，不满地质问。

对方也不满地瞟了我一眼。

“我们的工作是以调解为主，如果我们责令公司偿还拖欠的工资，公司拒绝赔付，我们也没有权力强制公司执行。”

我无言以对，没想到他们的工作只是这样。

除了打打电话，什么手段都没有，难怪公司敢拒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