连上桌吃饭的时候，我都怕会有人随时抽我耳光。

　　沈怡将这些恐怖的日常从叔叔家带到了学校。

　　年幼的孩子们跟着沈怡以欺负我为乐。

　　我好像真成了他们口中所说的那条，随叫随到的狗。

　　我也，好像生病了。

　　老师察觉到我的状态不对劲，为我请了心理医生。

　　重度抑郁诊断出来的那一刻。

　　我竟有种解脱的感觉。

　　母亲第一次崩溃大哭，跟父亲吵了一架。

　　“我们是欠你弟家两条命！可我也失去了一个孩子！”

　　“难道我第二个孩子，也要为老沈家去死吗？”

　那之后，我度过了还算不错的日子。

　　后来，我考上了市一中。

　　父母沉默着为我办了寄宿，劝我没事少回去。"